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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国,济南市私家侦探认为调解一直是解决婚姻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社会的大踏步向前发展,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与需求在不断变化,婚姻家庭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。1980年,新《婚姻法》颁布,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:第一,双方感情确已破裂;第二,经调解无效,应准予离婚。但当时,离婚并不是真正被社会公允的个人行为,“作家遇罗锦离婚案”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婚姻是以政治、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,以及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“理由论”还是“感情论”的社会大讨论。
 
时至今日,婚姻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,社会关于离婚的舆论压力的降低,人们对婚姻中的情感因素愈加重视,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等等因素,使得离婚率连续十几年不断攀升,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,并将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。
 
情感纠纷多 调解越来越难
 
江西省抚州市荆公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原所长廖喜玉从1990年就从事人民调解工作,已有28年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经验,现在在江西卫星频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做人民调解工作,是《金牌调解》栏目的场外调解员。
 
“改革开放初期,调解婚姻矛盾好顺,很容易就进入他们的心里,不要花大量力气。随着经济越来越好、社会转型,家庭矛盾越来越多,现在调解变得比较难,变化确实很大。”廖喜玉说。
 
廖喜玉总结,改革开放初期,夫妻之间多因经济原因导致矛盾,情感纠纷相对较少。她通常会帮助双方回忆当初两人的美好感情,从孩子的角度劝和。提到孩子,双方通常都会放弃离婚。
 
1994年的一天,有一对40多岁经营小饭店的夫妇,女方找到廖喜玉,哭诉自己看到丈夫和店里的女员工凌晨坐在床上,自己一气之下把滚烫的水泼到丈夫身上。
 
廖喜玉赶紧通知了当地派出所,赶到医院看望男方,男方提出离婚。经过沟通,廖喜玉得知,两个孩子还小,女方不愿离婚。
 
“这段婚姻是想维持还是放弃呢?如果离婚,老婆就是讨饭也会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的。”廖喜玉一提到孩子,男方就流泪了。
 
经过调解,夫妻双方最终达成协议,表示双方要互相忠诚,不能以打闹的方式解决冲突,遇事要商量,对子女的教育都要参与。
 
1998年以后,廖喜玉感到,有些单位分了房子,一些家庭把公婆接来同住,婆媳矛盾逐渐增多。2000年以后,婚姻矛盾开始趋于情感一类的纠纷。近年来,婚姻的矛盾日益增多,多为对夫妻情感不忠。
 
廖喜玉近期调解了一对夫妻的离婚纠纷。夫妻俩在不同的城市创业,长期分居,两个儿子已经成年。一次回家,女方发现男方有了第三者。女方到男方公司大闹,男方说,要么离婚,要么就容忍他和第三者来往。女方找到廖喜玉调解时,称不愿离婚。
 
“调解是门科学、艺术。”廖喜玉说,当时,她跟男方讲,妻子也曾年轻过,他这样对不住妻子。孩子们面临成家,拿父亲当镜子会怎么样?
 
男方很受触动,坦言难以摆脱第三者的纠缠。“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。如果想保留婚姻,婚外情必须认真处理好。 要学会控制自己。”廖喜玉劝解男方。
 
回过头,廖喜玉劝女方婚姻需要经营,但女人也要在婚姻生活中活得有尊严。建议女方缩小两人的距离,改变聚少离多的现状。
 
后来夫妻双方达成共识,男方花十天时间处理与第三者的事情,签署了承诺书,家里的经济归女方全部掌管,夫妻相互信任、忠诚。
 
廖喜玉说,改革开放初期,人们对婚姻还是非常负责任,有担当。近年来,相当一部分人对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,认为离婚很轻松,给自己和孩子都带来了伤害。
 
廖喜玉认为,应当树立正确的婚姻观,在婚姻生活中要有责任和担当,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。夫妻双方要共同努力,提高与家人的沟通能力,要相互理解、包容、陪伴。
 
从过日子到谈爱情 婚姻观变了
 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河北人民法庭审判员陈永富从1987年开始从事婚姻家事案件的审理工作,他深切感受到,改革开放40年来,婚姻矛盾纠纷变化很大。
 
“改革开放初期,经济收入低,家里生活条件都不太好,经济问题造成的夫妻矛盾占了很大比重。一般的离婚案件都涉及经济问题,但当时离婚率较低,双方主要为了生计而维系在一起。”陈永富说,特别是因为赡养老人、为岳父母提供帮助、子女就业等。一辆自行车,甚至一吨煤都要分一分,争执很长时间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人们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,情感问题并不是主要的矛盾纠纷。如果出现婚外情,都会被人戳脊梁骨。
 
1990年陈永富审理过一对农村夫妇离婚案件,印象很深。在调解财产时,因为家里存放粮食的一个小坐柜,俩人争了很长时间。最后小坐柜给了女方,女方还要给男方1元钱。
 
“现在家庭已经很少使用小坐柜了。家用电器现在都没人争了,争的更多的是房产、车辆、车牌。”陈永富说。
 
陈永富发现,最近这十年左右,北京地区经济条件普遍有所提高。感情成为婚姻问题的主要因素。改革开放以后,人们在婚姻生活上比以前更开放,婚外情、性格不合等情况增多。而且实行计划生育后,独生子女居多,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夫妻不同,结婚后更多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。加上生活节奏快、工作压力大,情感纠纷比较多。“子女抚养问题成为争议大的焦点问题,都喜欢孩子,调解的难度比较大。”
 
“离婚案件的调解主要分为两类,一类是调解让双方和好,一类是化解家庭矛盾,好合好散,离婚了也不要成为仇人。”陈永富告诉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,现在有的年轻人一赌气,就提出离婚。我们就要做工作,看是否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。如果出现家暴等确实无法在一起生活的情况,就会判离。随着法院开展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,法院审理家事案件更加专业化。
 
2016年3月1日,谷某因遭遇丈夫家暴在北京房山法院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。谷某遭遇丈夫家暴30多年。之后,北京房山法院判决双方离婚,谷某与子女一起生活,摆脱了家暴的阴霾。
 
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,陈永富说,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20世纪80年代多数人是先结婚后恋爱,女性结婚更多的是满足生活的需要,找一个条件不错的,差不多就结婚一起过日子了,情感因素放在次要的位置。现在人们结婚更多的是以情感为主,要考虑俩人感情合不合适,是否有爱情,这是本质上的变化。
 
从单一调解到多元机制的演变
 
俗话说:“宁拆一座庙,不毁一桩婚”,重庆市九龙坡区分管妇女维权的相关负责人说,这曾是妇联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传统出发点。“以前妇联干部做调解工作,因为没有专业知识,对婚姻家庭矛盾的调解主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,劝和是主要方向。
 
而随着时代的演变,这样的单一调解机制已升级为多元纠纷调解机制。目前九龙坡区建立的调解机制引入了心理咨询师、婚姻家庭咨询师、律师等力量,同时与公安、法院等部门实现了联动。
 
对婚姻矛盾的调解被分为四类情况进行:对冲动离婚的,妇联干部和婚姻家庭咨询师介入进行调解;容易走极端的,由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介入帮扶;强烈要求离婚又被婚姻家庭咨询师诊断为感情破裂的,直接由律师介入,提供财产分割,子女抚养等咨询;存在家庭暴力的,由妇联、公安、法院多部门联动进行批评教育,发放《反家庭暴力告诫书》。
 
在九龙坡区,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是目前妇联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主战场。记者了解到,在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,有挽救可能的婚姻会被尽量挽救,但被诊断为死亡的婚姻,工作人员会力促双方冷静分开。
 
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由九龙坡区妇联于2017年9月创立,其中一处设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婚姻登记处。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负责人苏小林告诉记者,大多数走到离婚地步的夫妻,也都愿意到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来谈谈。“有的是来宣泄,找人诉诉苦,有的是把家事工作室当最后一根稻草,真心想挽回婚姻。”苏小林说,来到家事工作室的夫妻中,有大约1/3的夫妻会选择尝试修复婚姻,放弃离婚。
 
记者了解到,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,九龙坡区婚姻登记处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已接待了511对夫妻,109对夫妻放弃离婚,79对夫妻决定努力再修复感情,暂缓谈离婚的事。
 
与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同步,在微信公众号九龙新女声上,九龙坡区妇联还开通了心理咨询专栏,用户可通过网络进行婚姻家庭问题咨询,由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进行解答。
 
在结婚登记处,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的工作进行了前移,向来登记的新婚夫妻推荐九龙坡区妇联开设的家庭经营课程。“我们希望从新婚夫妻结婚开始,告诉他们经营婚姻的方法和处理家庭矛盾的技巧,同时也是告诉他们,遇到了困难可以来找我们。”九龙坡区妇联主席徐珂告诉记者,目前,九龙心语家室工作室线下服务已延伸到部分社区。